海德格尔与古希腊——兼谈《黑皮本》

发布者:王恒发布时间:2018-01-27浏览次数:11

64日晚,应南京大学哲学系、南京大学现象学研究所邀请,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现象学研究中心老主任、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驻研学者靳希平教授在南京大学哲学系报告厅举办讲座。讲座由哲学系副主任王恒教授主持。


 “什么是现象学?”靳教授开题说到,现象学是一门解放的学问:它从传统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作为一种方法潜移默化地在起作用。而“回到事物本身”,使得我们能够真正剥开表面的躯壳,看到事物是如何显现的。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到:我们工作,以便有暇。 (We do business , in order that we may have leisure; 德文:Wir arbeiten, um Muße zu haben. )闲暇成为工作的目的,学术就是无其他目的的闲暇行为的一种。我们的真学术,就是严肃认真的、无拘无束的闲聊。


西方的哲人明确强调,整部西方哲学史都是对古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脚注。海德格尔也不能例外,因为思想的发展一定是依据于传统之上,完全的创新是不可能的。海德格尔就是借着希腊的传统来讲。



海德格尔的思想有这样两个来源。第一,现实因素。家里穷,教会资助他读书;身体也不好,有心脏病。可以说,困境使他总面临生存的危机。生命之过程是什么,我是如何“活”成一个人的?海德格尔就以此窥透生存的基本结构:由生,再到死中去。人之为人,就是走向你的死。整部《存在与时间》,四百多页的书就是解决这一个问题:人是怎么死的。但我们平常都不会这样谈论如何走向死亡,好像每一个阶段做一个阶段的事,你的父母劝你结婚,不会说“三十多岁你不结婚,八十多岁你就死了”。


就海德格尔的贡献而言,一方面,在于他“谈人“,对人的谈论。在西方传统中,人首先是动物,然后才有其特征,比如,logos——言,有理性,会计算,能挑选。在既有的分类中研究人,是等而次之的。另一方面,海德格尔把人作为了整个形而上学的出发点和基础,从人开始,来谈论“这”是“如何”发生的。当然,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也有其局限性,一个是无爱,没有谈到爱,然而爱可以超越“在到死中去”;另一个是,譬如艺术,梵高的艺术作品,燃烧而为永恒,也可以超越“在到死中去”。


从海德格尔的作品时期来看,有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是反亚里士多德时期(1919-1921)。这一阶段的海德格尔思想是新康德主义加上现象学,一起批判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论(Ontology),认为它忽略了历史与生命/生活。什么是本质?本质即:to ti en einaithe being of what was ——本质里包含着过去。后来被罗马人译成essence,丧失了亚里士多德的原意。这样的讨论自然离生活甚远。我们说到Onto-logyOnto- 是词根变形后的中性含义,就是用Logos来说Onto。海德格尔认为,这就是ent-leben,是离生活而去的,就是用理论(theo-rytheo- 即看,静观地看)统治生活。


第二个阶段,海德格尔转向亚里士多德(1921/22 冬季学期开始)。由于海德格尔发现,源始基督教的虔诚并不能解决亲历体验的问题,不能理解把握亲历生活的关键环节,因而他又把目光放回到亚氏身上。在这一阶段,海德格尔开设了大量关于亚里士多德解读的课程,《存在与时间》就是从他原计划的关于亚里士多德专著的导论部分发展而来。甚至他后期重要的转折点也是从解读《尼各马可伦理学》开始。这里提到一个核心概念:Phronesis 心智,也是通常说的实践理性,人之为人的心里面的思量、操心。海德格尔剔除了这个词关于价值伦理的部分。比如我们说这个人懂事,“懂事”就含有伦理取向。亚里士多德讨论实践理性,将它与理论理性关联起来,并认为后者高于前者,这是海德格尔所反对的。海氏认为,实践理性之被理解为实际生活/生命的无遮掩性,应该得到更加充分的肯定。


而说到实际生活/生命与存在论的关联,其实可以看到,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实”的部分——比如可以被测量的,我的身高体重,我的腰围,而是“虚”的部分——它“什么都不是”(Nichts,虚无,无)。在海德格尔看来,解释的能力在于人具有将其解释为什么的能力。把什么“实”当成了“虚”的什么。而且,就把这个“虚”的作为Being(存在)——这种Being,才是人之理解的真正内容。桌子的存在,the being of the table,说的并不是桌子的材料。“床不会坏”,而是床的材料坏了,才使得床坏。物理之存在,与对人的Being意味的存在之混淆,即存在论差异(之谬误)。所谓“实在”与“虚在”之混为一谈,海德格尔就批之为存在之遗忘,这个“虚”的Being,更重要的Being,被忽视了。通过这样的思路,Being在这里就成为核心概念。



第三个阶段,1930 年代的转向(Kehre)。这个转向仍然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即解读他的物理学(Physics),Phy- 即生长——继而延伸至自然,NaturPhysics 本身,并非通过人而实现,而是回到“东西”本身——由此,关于整体的诸实存(Seienden)的问题获得来真实的开端。就如一朵玫瑰的绽放(das Aufgehen einer Rosen),Seiendes的现象性是一种从自身而来的发生,一种运动,在这一运动中,“静与动出于源始的统一性而被锁闭和开启”。


走向对自然本身展示显现的发生,这大约也是海德格尔遇到老庄思想倍感亲切的缘由,而他在纳粹时期的反犹之举,也与此有些关系。《黑皮本》并非海德格尔的私人日记,而是本来用于发表的文本,他从193132)年就开始写。其中对犹太人之批判或者反对,以及海德格尔加入纳粹党的行为,不可归于当下的简单的政治正确问题。


靳希平教授认为,此事件有其内在原因,首先是浪漫主义,海德格尔自身也处在浪漫主义的思潮当中,相信德意志民族在危难时刻应有内在精神的涌动与超拔,而浪漫主义是反现代主义的;此一时期占重要地位的天主教思想,对海德格尔的影响亦深,趋于保守而反工业化。犹太人在当时的欧洲几乎是“现代”与“工业化”的代表,这是现实的历史层面。海德格尔本人对犹太人的批驳,一方面针对犹太人的“算计”,计算(可以说是从logos出发),针对其制作性(Machenschaft,阴谋诡计),缺乏内核的大生产和制造。另一方面,从西方传统上,“家”是人之为人的地方,而犹太人始终是无家的、无根的。尽管海德格尔如是卷入了反犹这一政治议题,但靳教授认为,在海氏的哲学中,并没有政治哲学。